邓小平始终牢记国家的贫穷与落后，他常常面对现实信托股票配资，诚实地承认这一点，并始终设法寻求改变。他曾说过：“只有承认落后，才能带来希望，才能想出有效的政策与方法来解决问题。”
新中国刚刚成立时，国家百废待兴，经济基础极其薄弱。
毛泽东曾讲道：“我们现在能做什么？能做桌椅，能做茶壶茶碗，能种粮食，能磨面粉，能造纸，但一辆汽车、飞机、坦克和拖拉机都做不出来。”这就是旧中国所留下的遗产。
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，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仍然不足，走了不少弯路。由于过分强调“一大二公”、计划经济和均等分配，国家出现了缺乏活力、效率低下的困境。
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，国家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。
当时，中国的钢铁生产技术仍停留在苏联1950年代的水平，落后于日本、欧美近30年；国内主要企业的生产设备几乎没有一台达到国际标准，先进设备的数量也不到5%。
与此同时，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衡，农业落后严重。1978年，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318.7公斤，仅比1957年增加了12.7公斤，每年人均粮食产量仅增长了0.6公斤。
展开剩余71%落后必然导致贫困，农村的贫困率高达97.5%，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，物质匮乏，几乎一无所有，日子艰难困苦。
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表示：“如果现在还不进行改革，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将被葬送。”
1978年9月，邓小平赴东北考察，了解当地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，他指出：“马克思主义认为，归根结底，发展生产力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太穷了，太落后了，实在对不起人民。我们必须发展生产力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。”
他告诫当地领导：“外国人曾说，中国人民能够忍耐多久，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给人民做了多少事？我们一定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条件，加速发展生产力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，并提升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面貌。”
1978年10月和11月，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东南亚的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亲眼见证了当时中国在生产力水平上的落后。
在日本考察新干线时，他感慨：“我感觉它像风一样快，给人一种催促前行的动力，正好适合我们现在坐。”
中国确实需要大步甚至跑步追赶上去。
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邓小平大力推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，提升生产力，解决贫困问题。他批评了“宁可贫穷的社会主义，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”的论调，坚定地指出：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。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，要建设能够胜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，首先必须摆脱贫困。”
他在多个场合强调：“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，逐步消除贫困，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”
在农业方面，邓小平全力支持农村基层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赋予农民更多经营自主权，强调要“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意愿”发展农村经济，并反复强调稳定农村政策的重要性。
邓小平曾说：“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政策问题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推动多种经营，提倡科学种田，确保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。这样的政策效果显著，三年内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。”
邓小平还推动了对外开放政策。他认为，闭关自守是不可取的，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封闭状态下发展。他指出：“不要采取封闭政策，不能关起门来，也不能脱离世界，否则就会信息闭塞，错失发展的机会，而世界的技术革命却在飞速发展。”
1992年，邓小平在深圳考察时表示：“如果中国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，任何道路都是死路。中国已经贫穷了几千年，不能再继续等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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